属于党委、政府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不得联合行文。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条规定了党员的八项义务，其中第八项义务包括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这是因为，政党在英、法、德等第一波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领头羊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部署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钱乘旦教授对此做过阐释。这表明党全面掌管着领导干部、公务员的选拔、培训、考核等工作，执法司法队伍的质量取决于党的选拔、任免、培训、考核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法治现代化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力求实现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消除金钱对民主法治的腐蚀、控制。法律法规则有追究的时效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等重要监督法规，法治督察的对象是各级党委、政府，聚焦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职责的履行，以督察为抓手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全国法院系统整改涉及审判执行问题40046件，检察系统整改有罪不究等案件4900件，公安系统整改有案不立等案件75872件。回顾中华法系从发端到成熟的非凡历程，可以说，礼法融合，以礼为主的中华法系的形成，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成熟和思想家的智慧，也说明了中华法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强大的包容性。
[21]可见，西夏律典深受唐律、宋律等中原王朝律典的影响，儒家文化对其浸染很深。在中国古代，治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时，注重运用人类内在的智慧和力量，采用了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以此来解决问题。[15]高战胜：《封建成文法典〈法经〉》，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6期。中华法系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创造的多元法制文化的汇聚和汲取，最终形成具有民族共识性的中华法系。
天理是根据天运行的秩序，从而由儒家经典所引申出来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一方面，中华法系积极地接受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顺应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进化。
《唐律疏议·名例》疏解议亲中的内睦九族，外协万邦，布雨露之恩，笃亲亲之理和合思想，涉及的对象分别是国家内部各民族、外部各个邦国，都要讲求亲亲之理、共享雨露恩情，可见和合思想境界之广大。相比于西方，中国早在中华文明之初就认识到人和自然的依赖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包容性观念，包容自然，包容万物，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蕴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朴素自然观下的‘天人合一、尊重规律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关于生态保护制度文明和智慧，[48]使得中华法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绿色原则的意蕴，是生态文明建设丰厚的文化滋养和重要的哲理支撑。[37]张颖慧：《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载《学习时报》2023年2月9日，第3版。其二，中华法系是一个超越了中华大地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并成为历代王朝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
[51]何勤华：《论中华法系的传承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2023）上的发言》，http：//www.aisixiang.com/data/147550。在天和人的关系上，我国传统文化向来秉持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华法系在自身成熟以后仍然坚持对外部制度规范的吸收甚至移植，即便到了中华法系发展最后阶段的清末时期仍然借鉴并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法治元素。[20]朱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三十讲：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209/t20220902_319185.html，访问日期：2023年12月7日。
平等观念中的援法断罪、罚当其罪。[41]为了保证这些法律得到切实实施，秦汉时设置少府，汉武帝时期设立水衡都尉，唐朝设立虞部郎中和虞部员外郎，明清时期职位设置进一步细化为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
中华法系以儒家仁道精神为价值内核，包含了诸多具有民本主义精神的制度原则。[46]可见，中国在古代就已经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包容精神。
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是一方面在刑事制裁上讲求慎杀少杀，另一方面对待自然界主张道法自然尊重自然。[3]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4]《论语》，陈晓芬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页。[27]沈国明：《中华法系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发展》，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1期。[5]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据传，夏代是皋陶之法的继承者，其时五刑已经具备，根据东汉大儒郑玄对《周礼》的注释，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其三，中华法系的包容性意味着中华法系对外部法律文明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24]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5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也曾制定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法律。另一方面，对于其中有益的部分，则应视作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对之应当采取如下态度：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31]当然必须承认，中国人很早就大大淡化了超验理念，所谓中国古代的自然法，所谓天与天理，更多具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论证意义。针对这一深刻教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有学者指出，子产铸刑书终于酿成春秋末法制变革浪潮，并敲响了‘判例法时代的暮鼓与丧钟。在夏商周时代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民族，当时方国遍地，部落众多，风俗各异。
[37]中华民族敬重上天、尊崇天理的朴素价值观，塑造了追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观，强调人与自然一体的理念。[16]《法经》开启的成文法典传统，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特别是它直接影响了《秦律》的创制
[8]第三，从孔子关于三代治理的表述来看，他既然认为三代之礼是一种上下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所谓有所损益），那么，自然是继承了夏商之礼并做出最新创新改造的周礼是最好的，因而他表达了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包容性态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34]和合作为一种价值范型已经充分地体现于儒家学说和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立法司法精神之中，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又是历代王朝借以设计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指针和必须予以郑重对待的基本目标模式，同时因与广土众民的社会主体的基本理想切合而受到高度认同，这是和合价值具有持久魅力和功效的共识基础。平等观念中的援法断罪、罚当其罪。
中国最初的全国性统一法典《秦律》正是新式魏国《法经》与秦国固有《秦律》相结合的结果。[44]《唐律疏议》规定，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山林湖泊等生态资源本应属于全体公民享有，有人对其进行侵占与掠夺，杖六十。[49]张颖慧：《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载《学习时报》2023年1月20日，第3版。[27]礼法融合、德法共治的中华法系的形成，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成熟和思想家的智慧，也说明了中华法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强大的包容性。
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是一方面在刑事制裁上讲求慎杀少杀，另一方面对待自然界主张道法自然尊重自然。《法经》是中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法经》均为此后的封建法典创立了模式，成为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法系诞生于多元性的融合统一过程并由此造就了自身内容的包容性，开放性是中华法系自身应有的基本态度。
[16]何勤华：《〈法经〉：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载《检察风云》2014年第8期。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就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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